香港AAA，好幾年前去遊訪過，昨天與空總3C-LAB共同舉辦的首場講座，雖然涉及藝術獨立空間的議題，但聚焦的卻是檔案問題，而檔案問題如何藉由座談來梳理、訂定議程(討論流程)似乎有些不明晰。首先，檔案在此若是指一種美學實踐的理念，是透過策展人去引領、召集或偕同藝術家/藝行者(artivist)的創作，那麼，檔案是一種帶有強烈政治性格的藝術圖式，且無論其所涉及的是個體或群體，自傳體或歷史書寫，都是導向主體化的展演活動，而主體化所承載的對象無論是人還是物，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是在場者或不在場者，都是帶有一種自我建碑或歷史化的創造與行動性質，在展場被佈建、被組裝成各種可感的視聽元素。

檔案還另一種內涵，很基本，是通義的，是圖資、物件或影音資料的蒐集，而蒐集的內容端看機構的屬性(連玩具也行)。這是建置性的，有審核機制的認可，由紀錄、建檔、歸檔到管理等等，制定了閱覽、使用之權限(或無)，隸屬於文化的公共財，它需要位址(emplacement)的存在，無論它是實體空間的，還是數位虛擬之可搬移的設備。

這個會議讓人困窘的地方便在於混著談，檔案的兩種概念都有提到過，但因為混著談而有混淆不清，議題無法著力的狀況。作為一個文化機構，檔案的問題不在於創造什麼意義、主動性或創造性的詮釋或文本的再生產，說實在，這些都是屬於創作者如策展人、藝術家或評論人乃至閱聽人的事，哪需要機構來管這種事，除非這個機構是''創作團體''。因此，機構的檔案問題在於 : 檔案自身所指涉的事件構成。譬如白恐案件，這人是誰、屬於什麼團體、跟誰有關，犯了什麼，判決書的內容，受害人的生命敘事等等。一個文化機構的檔案是要善盡檔案的建置，不用關心什麼意義問題，因為能夠被建檔的東西不就證明了它本身已經有意義了。套用傅柯對檔案的說法，大概的意思是說，一段話語是怎麼被說的，有誰用它或談它，是如何傳遞或轉述的等等這種共時性的話語形構(formation)。簡單講，一個文化機構要盡其最大可能去蒐集它的生產物，及其所衍生的相關資料(機構內與外)，如美術館，它能提供它的展覽檔案及其衍生的文化生產，從藝術家訪談、詳盡的作品圖檔或影音、他/她創作資源從何而來、贊助者有誰，各種評論、舉辦研討會或座談，社群串聯以及相關的活動，或這位創作者的作品檔案資料，屬於策展人或策展也是。換句話，文化機構的檔案不是如何詮釋的創造，若真要講它的創造性，那就是如何替它的文化生產物創造各種檔案，貢獻文化的內容物。

至於檔案第一種概念(美學性質的)，只要對當代藝術或藝術有涉略的人都能很容易了解。或許，香港AAA只是想了解台灣在地藝術生態(好像只限於傳統說法的視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