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間轉世談《半仙》－關於它的美學政治性
讓事情發生，可帶到一個高深的見解，像是海德格在《論藝術作品的本源》乃至〈論真理的本質〉所說的「讓存有」(Seinlassen)，意思是：「讓存有者如其所是地作為存有者」[1]——簡單講，就是讓事物成為它自身的存在。看劇團「明日和合製作社」的《半仙》讓我想到這個理論，也讓我去讀耿一偉的論文〈世界的開顯－海德格的存有劇場〉；這是以哲學角度將劇場與存有相類比，將劇場推向觀看機制的本體論，歸結到「觀看一個世界的顯現」[2]。
但是，“讓事情發生”也可以很簡單，像《半仙》演到後半段，濟公本人被請出場，起初是身分介紹，接著示範降乩，替有填寫「問事單」而被抽中的現場觀眾服務，完了之後，招呼其他觀眾上台跟他一起喝酒與交陪。於是坐台上的觀眾看著舞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圍坐在濟公身旁，演後座談這時開始，三位團員（演者）則跟席上的觀眾進行對話，跟舞台上的情景形成各行其事的奇景，直到座談結束才算是《半仙》的結束。且不管降乩是配套的“表演”或真假為何，畢竟濟公本人是真的，是受邀親臨劇場，不是角色扮演，使得“讓事情發生”的真實感有了預設的想像，正是《半仙》引人矚目的劇場實驗。這是對現實的徵用，濫觴於20世紀初西方前衛藝術運動，60年代末有另一波並歷經各種轉折持續到今天。這股與現實交往的藝術思潮，劇場也沒缺席，只因規範表演藝術的物理空間帶有先天的閉鎖性，比起自身不斷勇於裂解場域的視覺藝術來得遲凝、委婉或隱微許多。在台灣也一樣。或許，黃華成在1965年的《先知》是徵用現實的首次嘗試，原先規劃只有紅色布幕在台上無意義地反覆開關著,演員不在台上，而是坐在觀眾席上演，只是這個版本當初沒被採用，只存在於劇本當中[3]。至於戲劇本身，從先知的妄想到神靈的穿鑿附會與扮裝，兩者都折射了各自時代所屬的精神虛無。
然而，對現實的徵用並不等於現實本身的重現，正如《半仙》，當濟公這個部份被當作一個場景來調度或“徵調”時，它必然會轉變成別具涵義的意圖與藝術語言。有一幕比濟公這個部份更具張力，是演員在跟觀眾訴說他自己的轉世經歷後，用擲筊來詢問他的前世友人是否來現場看戲，在得到聖筊後，信手點選在場某位身穿白襯衫的觀眾，再度擲筊詢問他是否是，結果也是聖筊。純屬機率？但結果也是命定，所以是命定的機率，以至於再次地，事情的真假不應該是《半仙》的意義所在，因為在劇場的藝術機制裡必然會帶出實證、真假之外的美學課題，也就是說，有一種修辭，它有某種東西要說∕說服我們。那是什麼？
在前半段，《半仙》幾乎是話劇的演出，三位演者跟觀眾談他們對宮廟文化的興趣與田野考察，還各自詳述新竹陳師尊向他們吐露的前世：巧的是，三人都是20世紀初上海人，且彼此相識，因此特定跑到上海實地踏查前世的蹤跡。雖然搜尋未果，或似無若有的揣測與假想，這段搭配攝影、檔案與錄像的講述是有趣味的，還在追蹤前世的主軸線外牽出一些若干地誌與史實，給觀眾以時空旅程的況味。這讓人想到2004年Jonathan Glazer的一部電影《靈異緣未了》（Birth），同樣跟轉世有關，若要談情節的編造，後者更展現敘事中人性詭譎與情感深度，也讓人想到三島由紀夫的「豐饒之海」系列的《天人五衰》，在轉世的表象背後更是幽微深邃的思想。說實在，有否轉世，不是別人說的算，只能人自己去體察，畢竟理解生命的權限在於自己，否則寧可保有存有之謎。此外，《半仙》提議怎樣的宮廟文化，或藉由它展現怎樣的當代視野呢？除了轉世的遐想外，這尚待推敲的，只是在某個時刻，突然出現高雄市現任市長的投影畫面，讓《半仙》不禁透露出一語雙關的反諷意味，猶如它的中文與英譯“Play God”：扮演上帝，表現得像是全權在握的人。這是《半仙》要跟我們說的，是政治人物或宮廟裡的濟公？那麼，轉世跟他們——就是掌權者，大他者，無論是哪種類型——又有何牽連？
首先，我們根本不必糾結於轉世的信與不信，一來《半仙》是一齣在講述“演者我自己”的故事劇，是以轉世作為後設語言來講我自己；二來是借助宮廟來勾連當代劇場與民俗文化，但這個勾連止步於劇情或戲劇效果，至於說它呼應了台灣近年來若干當代藝術尋求宮廟民藝的美學資源，重點是如何給予處理或轉化；例如，我們非得從它的政治性來看不可，而不是著迷於題材與物質文化形式化的獵奇。轉世這個元素正是問題的核心，也是《半仙》的亮點所在，一方面，它串起《半仙》帶有趣味性的敘事軸線，另一方面，它營造現場觀眾的互動時機，體現在那位被指定轉世的觀眾身上，一個像是Nicolas Bourriaud所說的關係美學的交會時刻[4]。但絕不要相信這件事，就像在2018年《請翻開次頁繼續作答》的現場裡，人不應傻傻地聽任大他者的指令寫考題！正如“讓事情發生”在此不是隨興的演出或Live Art，我們應催化「明日和合製作社」既已握有布萊希特的離間（Verfremdung）種子，讓它發芽成長，也就是《半仙》的中英文標題所暗指的，一個反語；它批判、離間了轉世迷思，權威話語在常民世界中試圖統御的現實。換句話，《半仙》的政治性不純然暗批某政治人物，更為機要的是指陳大他者話語的虛妄，也是劇場的離間美學挑戰共鳴式的關係美學，給予後者一記跨界美學的政治批判。
陳泰松2019/4/4
[1]
Vgl.Martin Heidegger, Beträge zur Philosophie, GA.Bd.65,S.372ff.
[4]《關係美學》，伯瑞奧德（Nicolas
Bourriaud）著，黃建宏∕譯，中國金城出版社，2013。特別是頁2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