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才被聯合國列入的，所謂負面的世界遺產，Paul Virilio說的負地平線的一種演繹。

負面遺產 (Difficult/ Negative heritage/負の歴史的遺産) 的討論是2002年日本社會學學者荻野昌弘（Masahiro Ogino）提出的，是「光榮歷史」的反面，所謂的負面，被納入為''反文化''的遺產，作為殘暴的歷史證據與遺址，是極權或曾經極權的政府無法規避的歷史責任。

2016年，柬埔塞藝術家萬迪・拉塔那（VANDY Rattana)曾在立方計劃空間個展推出「透工—萬迪拉塔那與他所捨棄的影像」便涉及這段發生在他身上的歷史，他說:「在我身處的歷史中找尋療癒自己的藥方」。德勒茲曾引用詩人Joe Bousquet一句話「我的傷口先於我而存在」，接下一句話是德勒茲沒引用；Joe Bousquet說，「我，是生來體現它的」。但德勒茲非常有哲學思辨能力，「我的傷口先於我而存在」完全發揮它在〈內在性，一個生命......〉關鍵意義，一篇有助於理解他繼承史賓諾莎的「內在性」的文章，以及這個哲學術語在歐陸哲學悠久又曲折的概念，從康德到胡塞爾，甚至到Michel Henry，一個歐陸特有的人類思維——但真是這樣嗎?文化的這種區分，我越來越不肯定，甚至不相信了，因為印第安的死藤水能否證「內在性」只是屬於歐陸人的哲學，至少。其實，它反而是屬於隱密的普世性，是這種普世性的密義。至於荻野昌弘，曾主持過「戰爭所孕育的社會」研究計畫的系列成果，曾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這本台灣出版的論集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