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當凝視是外包的,我們如何睜眼看 ——談陳以軒的《委託製作》


當凝視是外包的,我們如何睜眼看
-談陳以軒的《委託製作》-

瘋狂嗎?或取決於是誰在看;例如在專業拍攝者眼裡,陳以軒在鳳甲美術館的《委託製作》所呈現的世界多少是;特別是當中有個場景名為〈銜尾蛇〉,幾十個人手持各自的攝影機,彼此前後緊隨,形成一排,邊走邊拍自己前面的人的背後,讓人想起布格爾(Pieter Brueghel)的畫作《盲者寓言》。
首先,這些被陳以軒找來的臨演,是朋友與藝術創作者,平日靠接案謀生,生產業主委製的影像產品。陳以軒在此設計了十八個走位劇目,每項都有其特定的敘事與拓樸隱喻,例如〈大隊接力聖嬰〉,排成一排的每個人,將拍攝自己的攝影機傳遞給後面那個人,意思是「接案工作裡面不斷外包的過程」;如〈攝助合體技二盲眼蜈蜙〉是隊列中的攝影師一個接著一個矇住前者的眼睛,並由最前方的攝影師帶領方向移動,只有最後一位攝影師可以看見拍攝內容,意思是「有事要做但不知道做甚麼」,像是「失去視野的攝影師卻要帶著成隊的攝助」,從峰層組織下達的指令到攝影師這邊,人已經不知道自己拍的東西最終是意味什麼。
表述藝術家在當代世界的職場遭遇?是沒錯,但《委託製作》不應被簡化為這種遭遇的告白,侷限在職場的小事上。這不是說職場事小,而是應把它視為普遍的事,且不限於藝術家,更是人們活在現今世界普遍的營生樣態,普遍化到大可烙印出生命敘事的軌跡——例如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上班的卡夫卡,他的職場空間與《審判》或《城堡》是有所勾連的,是主人翁K身陷於律法與機構當中的迷離情境。這是一種迴路或套層結構(mise en abyme),不斷地要坑陷主體,是人在體制中迷走的圖式,也是寄居於生產體制的宿命。所以,反而不要小看職場,陳以軒給的十八個走位劇目正表明這點,在敘事上,它的圖式野心遠比苦陳這些事情來得宏大許多。據此,若說這些走位有時歡樂,戲耍得讓這些參與者好有療癒的效果,但其實是比不上某種看似揭發、卻反指自身的反諷;也就是說,此作是藉由委製的標題,語帶玄機來鏡映委製者的狀態。何謂委製?英文有個普遍的詞commission來表述,但在陳以軒的展題上,用的是被動式commissioned,也就是說,這個個展是受某人委託製作的;那是誰呢?是他邀請來演出的藝術家朋友們?根據委製的規範,當甲方委託乙方製作,甲方擁有合法的所有權或版權,那麼,當標題顯示陳以軒個展是被委託製作的,我們馬上想到的委託人便是這些藝術家,因而這個個展便理應屬於這些藝術家的,但情況顯然不是;這明明是陳以軒個展,難道陳以軒個展僅是一個標題而已,實際上作品是屬於這些藝術家們的!真的有這種事——他們找來陳以軒,說有事要委託他,請他製作一件跟他們自身職場生活有關的哲理作品;換句話,這是他們的展覽,作品標題就叫做陳以軒個展,而這似乎對陳以軒本人也沒差,因為他的職業也跟他們一樣?這好像是說,當有人授權給你去做他們想要的事,成果卻以你為名義,像是把你拿來當作兄弟姊妹們的人頭戶,全然是在親屬的家政體系下的一場借貸把戲。然而,展演體制是公領域,無論他們彼此如何約定,陳以軒個展在此已是登載有案了。這是法的符號理序,勢必要從類似者是彼此鏡映的想像、彼此互相委製的mission遊戲中固定下來,推出作者身份。《委託製作》的弔詭盡在於此:你是作者,我可以做我自己了?不,其實你只不過是委製者,好的說法頂多是用傅柯說的「作者-功能」來安撫你,真相是作者的去主體,因而主體看似解放的賦權與擁權,但從來就是搭景營造的產物,甚至就是座位而已,難免遭到一陣因再現慾望而捲起的逆風襲擊,坍塌,苦主曝曬,成了宿命的反諷。
反諷不是《委託製作》故意製造的,只因它的圖式具有兩面性而使然的,一方面,為了表述人是陷在再現權力網的生命狀態,必須給予再現;另一方面,必須切斷他們身陷的再現網絡,將連接該網絡的生產管線給予拔除,以便讓他們直接現身:就像在錄像裡出現紀錄影片那樣表述自我,訴說自己的狀況——也就是說,這裡不必再面對業主,進入產品是再現的流程當中。於是,與其說再現機制在反諷下得到免責,倒不如說是發生變異,使慾望偏離它原本寄寓的再現流程,跳入到展演它自身的迴路。這個迴路,跟外部阻絕,就像展場是封閉的室內空間,人在裡面流變為攝影機-人,在陳以軒的編導下把自己展演成一套有關自拍的變形記。在此,容我改寫他的劇目敘事,集結成一個自拍的,或等於所謂的盲者範例,也是為何我會想到布格爾的那張畫,喚起的不是簡單對盲者的參照,而是對它的辯證:盲者,不是指人,而是攝影機-人,且是它對自身的各種自拍狀態。在這個範例中,特別是「銜尾蛇」、「攝助合體技二盲眼蜈蜙」與「大隊接力聖嬰」,分別代表最為經典的三個變奏,相繼為:自我循環的內視者、接受層峰指令的蒙眼者,與自拍被外包(outsourced)為大他者的凝視。關於這個凝視,不得不回到前述,讓人揣摩再三:既然陳以軒個展是被委製的,委託者既不是這些藝術家,也不是陳以軒,而正是它這個大他者,一個把自拍反褶成攝我的匿名機制。

看,是要向外才算是真切意義的看,並投身域外,去看異於自我的世界,但《委託製作》內捲了這種指向;這是攝影機-人的看,對象是朝向它自身,是自己拍攝自己,也就是非看的盲,以至於隊伍的編排可視為盲者在結構上的重演,並在此重演中強化了它的意象。不可否認,陳以軒的《委託製作》有動員人物的想像力,在藝術形式上的運鏡與螢幕組織有別開生面的構思,而就是從這裡展開我的批評。整體來看,《委託製作》透過影像來進行的敘事是迷人的,但若有什麼讓人覺得可議之處,那是把它的意涵侷限在人物的職場敘事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告白。這不是說自我認同有什麼不對,而是這個認同不會只依附在特定的職場屬性上,當中有更為基進的感知經濟政治學在等著被探勘;簡單講,故事不會只待在藝術家身上。譬如,它的八個螢幕便人想到某種未來電影的可能;在故事進行中,每個螢幕代表劇中某個人物在講話或行動,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不同時空或不同脈絡,甚至如十八個劇目那樣,但內容從走位變成各種場景的配置等等,總之是人際連結的建構。然而,這些都是形式上的考量而已,關鍵在於我們應走出自我牢籠,即使再度獻身於再現世界也在所不惜——但不是產品的再現,而是他者的再現,再現了內在於認同政治裡的異己。無論是相較於主體我的外部或內部,重點在於關切自我的技術如何關連到這個異己,無論它是內在於我的自省,一種盲者的內視,還是外在於我,責成明眼者的關照他人,《委託製作》作為陳以軒的創作里程碑正是日後可供我們觀察、辯討的指標。

陳泰松20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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