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相遇——摩納哥
約瑟夫柯恩與史提葛利茲的對話
Antivirus Philosophique n.14
le 23 avril 2020
Ｊ：你好！貝爾納
Ｂ：你好！約瑟夫
Ｊ：今天在後工業社會時代，我們遭遇到社會一個徹底的翻轉；在我們所謂個體性(indivitualité)的解放背後，有一個關於後工業核心內涵的允諾，諸如為人類打開可能性的夢想，全然享有自主性，並擁有自由的時間來實踐這件事等等，但我們卻反而發現自己處於——且非常確定是——新自由主義為所欲為的結果，它是如此強大又全球化，越來越同質化與標準化。而今天，我們被迫活在個體性趨向同質化的環境裏，並面臨疫情的擴散，人的隔離狀態，甚至疫情還剝奪了我們整個生活空間。很自然地，我首先想到文化場所、美術館、圖書館、畫廊、音樂廳、電影院，還有大學，這些空間的首要任務就是發揚個體性，並跟其他人的往來接觸。因此，我的提問首先是，我們能否建立一種關聯？若能，在後工業社會、新自由主義與現今公衛危機之間，那會是哪種關聯？第二點，關於表達我們個體的可能性，當中的個體關聯帶著豐富、有創造力、對未來充滿想像力的共活，這種關聯的效應會是哪些？
Ｂ：首先，我會說這個後工業社會，現實上是超級工業的(hyper-industreille)。這是五十年來所發生的事，這是一個工業化，且絕對是所有社會關聯的工業化，當中包括自我關聯[1]，例如說，「量化的自我」(le quantified self)[2]。這是自我關聯的工業化。它為何是工業化？因為這是由演算所中介的產物，而演算並不屬於我的，是我不認識的東西，它的運作是我所不知的，卻反過來利用我所產生的數據，以便從我身上製造出一個人偶：數位人偶。那麼，這些跟當代公衛危機就有什麼關聯呢——像許多人說過的，且理由正當，說公衛危機不再只是一場危機？這是最後的警告——我以我自己的想法重提這個論題。我不得不說，二十年來，我跟一個團隊工作，成員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有十五個國籍，人數六十位，幾乎涵蓋所有學科，一些具有楷模性的人物，如法學家Alain
Supiot、數學家Giuseppe
Longo、生物學家Ana Soto、醫生Carlo
Sonnenschein等人。我們跟各種建築家、城市規劃師一起工作，力圖指出，我們不能繼續待在超級工業這種運作的社會裏了。某些運作是可以有的，因為我不全然反對工業。不僅我不反對，我還認為當下90億人口的地球人被認定住在地球上，就必須要有我們的工業辦法。我們不能規避它的存在。反向操作是完全不負責任的。相反地，我們應該根本地改變工業模式。現今的工業模式是建立在牛頓的物理學。現今的工業模式是啟蒙精神的發展，而啟蒙精神是經由孔多塞(Condorcet)[3]與其他同行者到十九世紀，轉化為工業社會與大工業資本主義的變革。誠如人們常說的，這是信仰進步的宗教。然而，這個發展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是慣性定律，牛頓的萬有引力，也曾是康德哲學的領域，它本身並沒有錯，但有其限制性。洪堡(Humboldt)是根據康德提出的「學院衝突」，改造了柏林大學。十九世紀，英、德、法三國之間的重大競爭是聚焦於新的「合理性」的發展。我之所以把它畫上括號是基於阿多諾與霍克漢默的理解方式，其實，這個性格是非合理的合理化過程。這一點也不合理，原因何在？它根本忽略了十九世紀重大的科學創見，熵(entropie)原理，熱力學第二定律；這個創見帶給二十世紀的問題是，一方面，它跟量子物理學家埃爾溫·薛丁格 (Erwin Schrödinger)有關，另一方面，它跟關係到諾伯特·維納 (Norbert Wiener)致力思考的模控學(cybernétique)。最後是一位極為重要的研究者Alfred Lotka，數學家，人口基因的專家，運用熱力學的熵模型來研究活體。除了一些專家知道他，他迄今幾乎不為人所知，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橫跨了他一生；他在晚年，1945年，綜合了自己先前的研究成果，建立起一個所謂exosomatisation(器官置外化)的理論，他指出人類既然是一個活的存在，就像其他活體(vivant)一樣，都必須抵抗熵，因為熵是意味著死亡。但在人類身上，對熵的抵抗是以人造器官來進行的，是他所說的器官置外，而這些器官卻是雙面性的(duplices)，也就是說，它們既增大了熵，也帶來了熵。今天，我們因為有了這個團隊，一定要從這場災難得出教訓，而災難只是剛開始而已，因為我們很害怕怨恨、侵略性與國族主義等等的爆發，甚至結合其他災難，表現在財政、環境、政治等人類事務之其他領域。因此，為了對抗這些，我們應該從根本上打開新的視野，籲求理性的新時代。理性，依照史賓諾莎的說法，必須把它想成是欲望。理性，就是行動的理由，就是欲望；而欲望，就是被生產出的東西，是透過我所謂néganthropologie(負人類學)所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投射的能力，出岔(bifurcation)的能力[4]。就像活體，卻是經過人造的，而人造的，例如以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5]的說法來看，它是「過渡性的物件」，藝術作品也是(他認為它們事實上是成年人的「過渡性的物件」)，或科學製品等等。這些就是理性的新概念。我們認為，理性的這個新概念是能夠變成新工業模式的基礎，因為十九世紀因資本主義工業經濟而產生的，正是無產階級的普遍化，它導致技能知識(savoir)的摧毀。首先是工人，他們變成無產階級者，而今天，甚至是經理人，連他們都說自己不再知曉系統是如何運作了。我在書中曾寫到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6]曾自我辯護說：「你不能指控我，因為我不知道事情是如何運轉的，且任誰也不知道，而大家都在相同點上」。事實上，這段話描述了馬克思在1848年所說的，他說：「因抵達而終結了，包括企業的領導人」。今天就是這種情況。法國總統馬克洪有時感到悲愴，但他悲愴的原因他跟大家一樣，都是人被無產階級化了，而對於那個病懨懨的，他否認，甚至沒察覺到，而葛林斯潘至少有。因此，今天的問題是要拋出計劃，我們把它叫做：去無產階級化。這本書的第一章，標題叫做：去碳化與去無產階級化。去碳化，關係到大氣層與地球上的生命，必須對個人的技能知識再賦予價值，並停止透過演算系統來生活，因為該系統截斷了技能知識的流通，在結構上易導致熵的產生。這證明了貝塔郎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7]在1968年說的，人類系統中的計算自動化，導致了…(收音不清)…封閉系統，也就是說，熵率的增大；這跟Wiener在模控學上所說的是同一件事。現在，我要說這個，並不是要說我們不該使用自動控制設備的演算法。我想說的是，我們必須使用演算法，目的則是為了把它們用在負熵的(néguentropique/negentropic)審議上。因此，有很多事要做。大家都知道，我們解決問題的時間已經非常晚了，而很不幸，大家也知道。時間非常少了，但仍須盡力。必須盡力做。我一向支持數學家賀內托姆(René Thom)表明的論點，災難對他來說是一種出岔的產生，因為不再有任何機會能讓它來…(笑)…而這正是因為它的發生是無法預見的。世界上有如此的積累，以至於譬如說，西蒙東(Gibert Simondon)把它稱為飽和(saturation)，一種過度飽和，在過度飽和的地方，以至於不再有任何出路的可能，突然間，系統出岔了(se bifurquer)。這是我們應該盡力去做的，當然這不容易，說贏了，一點也不，但須盡力做，所以我奉獻於此。
Ｊ：關於我們置身其中的公衛危機與疫情，這個疫情是個徵兆，甚至是新自由主義同質化的徵兆，或者它有其他含意？如果有，那是什麼？是某種懸置或中斷的東西在召喚一個新的理性，也就是說，跟這種同質化的決裂是為了重視個體化的必須性——借用你珍視的概念？
Ｂ：對，當然是。對我們而言，活體意味著什麼——既然這是活體？我知道，我們經常說病毒不是活體，這頗有爭議，但不重要。總之，病毒屬於活體，藉由活體，在活體內得到擴散。對我們來說，什麼是活體？薛丁格在1944年就已經說過了，負熵一向是區域性的(locale)。這是說，一個有機體是沒辦法自我負熵的。例如說我，我的體溫保持在36度到42度之間，以下，我死於低溫，以上，我則死於過熱。在這個視窗裏，我擁有一個同態調節(homéostatique)的系統，讓我得以維持在這視窗裏。我為何要自我維持？因為我積累能量，每天三餐，但這是區域性的，也就是說，這是登錄在我身體的內部裏。我的身體被納入人們時常說的窩室(niche)裏，而這個窩室與這個生態系統是屬於人類物種的，從前是很小的領域，我對史前史做過許多研究，我起初的工作是跟人類學家Leroi-Gourhan的團隊一起，做過許多學習。好吧！我們絕不要忘記人類出現的歷史沒多久，只有三、四百萬年左右，且非常區域性地位於非洲南部的奧杜威(Olduwai)峽谷地帶，從那裏慢慢擴散開來。絕不要忘記人類只不過在四萬年前出現在北美洲與南美洲，而智人的出現時刻則馬上發生了移居現象，突然配備了器官置外的新器官(organes exosomatique)，這不只是弓箭而已（弓箭在此時出現），不單是樂器在此時出現，裝飾洞窟也是，包括構成集體記憶的任何裝置，都會讓這奇怪的新物種擁有力量，因為該物種是器官置外的，而它在器官置內的(endosomatique)層面上則是脆弱的，因為靠著器官置內的方式，人類是無法存活的。只有靠著自我擴大(s'augmenter)，人類才能存活。盧梭了解這點，同個時代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8]也是。但突然，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七萬到四萬年前，有一次發展的跳躍，突然，人類可以挪動時速三百五十公里的東西，因為他射出的箭可達到這個速度，能夠逮住時速一百公里的瞪羊或獵豹。人變成一個絕對可怕的掠食者。此外，他有能力合作，知道同步行動，他會講話，所以能夠跟一群獵手進行攻擊，殺掉巨大而力氣很大的猛瑪毛象。然而，用顯微鏡才看得到的動物卻主宰了他，最後甚至終結了他。這是一個開端的過程，我把它叫做：由生物圈到科技圈的轉變。關於這個科技圈，Vladmir Vernadski是第一個想到的人，他是過去蘇聯時期非常重要的學者，跟Lotka同等重要，Vernadski也認識他；Vernadski幾乎不被人知曉，但比Lotka稍微好。Vernadski描述這個由生物圈到科技圈的轉變，提出幾個問題，例如，活體生存條件的脆弱化，以至於活體會返回，就像精神分析所說的，突然，有一種壓抑的返回，因為我們儘管可以變成人造的，我們仍是活的存在，而身為活的存在，我們臣服於生物學的法則，縱使並非全然是，但根本上仍然是。以霍金(Stephen Hawking)為例，我沒多久以前做了些研究，因為他被公認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而我一點也不這麼認為，但總之，說他是一位很偉大的物理學家是沒錯）。我們得知道，劍橋大學有五十個人“持久地”在照顧他。他主持了一個由工程師與各種人所組成的交響樂團，備有的儀器是他從前發明的Siri系統[9]，合成語音的系統，而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身體裏運作，因此，他整個人幾乎是人造的，卻又不完全是，為什麼？因為他死了！而如果他死了，那是因為他依然是一個活的存在。因此，他依然保有活體的制約。今天，活體在向我們召喚，經由病毒在向我們召喚，或許應該說，顯然是…［喔！好多好多啊，我沒時間講］，非常仔細去研究百年來病毒學的演化，因為我們必須仔細觀察病毒身上所發生的事。這絕對是重要的事。有很新的事情在發生，根本地關聯到科技傳輸的帶菌體，且是以科技傳輸的速度來進行。關於這點，今天，活體對我們來說，透過這種感染，就是若我們不去建立地域(localité)的關聯，我們是會完蛋的。當然，這樣講是危險的，因為你講區域關聯，意思會變成什麼呢？法國極右派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10]會說的話：啊，你看吧！“我有道理”。不，一點也不。為什麼？因為我們在此所說的地域，是開放性的地域，是跟這種地域的關聯，比如說，柏格森在《關於道德與宗教的兩種根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所說的那種，或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在他的詩作《獻給奧菲斯的十四行詩》所說的：我們必須發明一種新的地域。我們出版一本書，將於六月初上市，我想是2020年，書名叫做《出岔》(Bifurger)[11]…標題是“出岔”。我們主張必須重讀莫斯(Marcel Mauss)在1920的一篇文章，而生物圈是太陽系裏的一個地域。為何生物圈是一個地域？這是在科學意義上的詞彙，它在那裏發生某些不會在宇宙其他地方會發生的東西。生物圈不像太陽系那樣運作，或者說，不像世界中其他行星與星體那樣運作。為什麼？因為那裏面出現了一種邏輯，是活體邏輯。在此，我不是引用賈克柏[12](Francois Jacob)的用語，因為我非常批評他的觀點。我所說的活體邏輯是Vernadski所說的那種。比方說，Vernadski談到，「在物理學家眼中，地球上有大量的分子，然而我們錯了，因為它們是由活體所生產出來的；它們是生物分子」。比方說，石灰（鈣）是由活體生產出來的，它們是骨頭、骸骨、貝殼等等。此外，巴黎的所有房屋都曾是由石灰石所建造起來的，總之是某個時代，今天不再是這樣。因此，當人們說「這是石頭，因此，這是物理學的東西」，當然這一點也不是！因為這是生物學的東西。因此，我們必須根本地重新思考這一切。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活體，而「器官置外化」則必須跟我們畢竟是處於「器官置內」的存在條件調和起來。我們的腦部與心臟必須繼續運作，在最低限度上也依然如此，而一個絕然是奈米級的病毒，卻能夠馬上摧毀這一切。因此，我們發現我們自身的超級脆弱性，且甚至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病毒引起的脆弱性是我們過去從未見識過。我們將會看到它在經濟上所產生的效果，且不幸地有極大損害之虞。因此在此背景下，今天非常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情勢，要整體性的，而且要以一種真正既有耐心、當下又極端有效的方法來做，因為我們時間不多了。這表示我們的工作必須是以一種非常高度的概念要求來進行，同時把技能知識以極快的速度傳給社會。
Ｊ：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你在法國極重要的文化機構做許多事，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面對今天很多人提出警告的這個公衛危機，特別是在文化與高教領域的隔離。在這些領域裏，有無法否認的毀滅效應在發生，如經濟方面，但我的問題是：你認為我們能否遏止這些效應——它更難預知地反映在高教上、在基礎研究上、在文化空間上？依你看來，政策是我們活在其中的種種事務，自68年以來在加速中，若它們能使另一種文化與知識成為可能，那是、或者能是哪些？
Ｂ：當我到龐畢度中心工作，我就提出我們必須整個重新思考文化機構的功能。我們必須停止執行那個我所謂的在文化機構當中有關保護消費者主義的政策。我到龐畢度中心履職是2006年，發現Médiamétrie(法國一家媒體收視率監測公司)負責評算遊覽龐畢度中心的觀眾，這讓我非常驚訝。我很清楚Médiamétrie的運作，因為在此之前，我曾主持法國國家視聽研究機構（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簡稱INA）10年，計算電視觀眾的收視率便是Médiamétrie，讓我想到最近剛過世的前法國第一電視台總裁Patrick Le Lay，他提出著名的商業格言，「人腦可用的時間」；這位可憐的傢伙，願他靈魂安息…［做手勢，停頓一下〕…當時，我提出我們應該全面改變跟大眾的關係。美術館的大眾不是消費者。也是在那個時代，羅浮宮美術館曾發表一個研究案，指出人們在作品面前平均花46秒，而今天，我剛才看到，是落在17秒，這幾乎是場災難，世界末世的景象。事實上，我們不再有文化機構了，有的是觀光的行程規劃者(tours operator)下的機構，或多或是加上括號「文化性的」，就這樣全然摧毀了美術館作品的實踐條件，例如說。另一個面向是教育的，特別是大學，我們絕對要掌握數位科技，但不是要搞「數位人文學」 (Digital humanities）[13]，教我如何使用演算法來研究統計學；當然這還是得做，但我要說它是膚淺的。它是很有趣，但全然是膚淺的。但話說回來，如果我們今天了解到奈米物理學家沒有電腦便無法研究物理，而唯有電腦才能帶來直觀(intuitif)，就會知道現象不是直觀的。為何會這樣呢？因為這種現象是奈米級的，是在光可照見的等級之下。因此，康德說的直觀是無法抵及這個世界；它既不在空間中，也不在時間裏。據此，我們只能透過機器，否則無法進入物理學的對象，科學的對象。這個機器，不再僅僅是一個機器。跟亞里斯多德的範疇論相比，這個機器之重要不惶多讓。這意味著學院必得大幅動起來，以掌握這一切的問題，特別是在此刻的我們看到了視訊軟體Skype、Zoom等等講座的發展，以及所有這些遠距教學的科技。這裏，非常危險的事情可能會發生，Naomi Klein在其著作《休克策略》(La stratégie du choc)[14]有寫到，或如矽谷經銷商所說的，「我們來掌握這一切，摧毀大學，摧毀學校，把所有這些改成線上服務」。很不幸，這是很可能的，且絕對是災難一場。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去動員學院、教師。去發明新的實驗是極為重要，這裏，我的立場有點接近瓜達里(Félix Guattari)所說的。70年代，瓜達里創設CERFI[15]，是提供研究者、社工與居民一起共事的協會，人在那裏必須非常要有前瞻能力。我藉此想說的是，我們必須反對研究的計劃制定法。我非常反對這個東西，但反對不足以成事，還須提議。這必須說：「不！我們不想要你的東西，而我們，提議這個」。必須提出建議，真正的替代方案，其好處之明顯能惠及所有人。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到處就會得到支持。
Ｊ：最後問題：你哲學的反病毒是指什麼？
Ｂ：很簡單，通常是來自蘇格拉底的教誨，特別是他對藥(pharmakon)所做的論說，不完全是德希達們通常講的那樣。這通常是德希達們的話，德希達本人從未這樣講過。通常是德希達們認為德希達有講，說蘇格拉底認為我們不應該使用書寫。但一點也不是，只要去看《斐德爾》(Phédre)的文字就知道，蘇格拉底絕對沒有這樣講(加重語氣)。蘇格拉底是說，我們應該用辯證法來掌控書寫，而德希達的回應是：「但這個，這是一種幻覺，因為這是記憶貧乏的(hypomnésique)維度，是這個維度決定了辯證法的出現」。至於我，我加一句：「這點，是柏拉圖說的，不是蘇格拉底」。我認為蘇格拉底是個悲劇，而且作為悲劇…偉大的悲劇，會是思考藥的思想家。這是曖昧的性格，曖昧得無法解決，是身為「人」(anthropoi)與身為「會死的人」（thanatoi）的條件。這讓人想起Jean-Pierre Vernant…
Ｊ：加上賀德林(Hölderlin)
Ｂ：當然可以！賀德林與某種層面的尼采。但我也要加上爵士音樂家Robert Wyatt[16]與Charlie Parker[17]，對我來說，他們有時是哲學人物，也就是說，包括那些成功改造Robert Wyatt的音樂人，但我沒時間再多談。我年輕時，對流行音樂沒有絲毫狂熱，我不是那麼感興趣，即使Robert Wyatt的樂團跟Dudu Pukawana[18]、一些爵士手的合作也一樣。但我對Robert Wyatt曾有些關注，特別是自從他服用LSD[19]，從四樓窗戶墜落而導致半身不遂，此後以輪椅度日，卻變成一位精采絕倫的音樂家。這才是藥的真問題，是我所說的「類因果性」(quasi-causalité)[20]——我在此借用德勒茲，但稍微改變他的說法。
Ｊ：謝謝，貝納爾!
Ｂ：不客氣!
譯者的註釋
[1]自我關係(mon rapport à moi-même)，中文的硬翻是:我跟我自身的關係。
[2]le quantified self或譯為「量化生活」，由連線雜誌雜誌的編輯加里·沃爾夫和凱文·凱利在2007年發起的運動，宣稱是「通過自我追蹤(self-tracking)進行自我認知的工具開發者和用戶興趣小組」。隨後2010年，沃爾夫在TED大會宣告他的技術革命，2011五月，第一屆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在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市召開。「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也稱作「自我跟蹤」、「生理信息」(body data)或「生活數據化駭客」(life
hacking)，這是透過數位科技，將個人的日常生活轉譯成輸入、狀態和表現等參數；輸入是指人體吸收的外界因素，如消化的食物，空氣品質等；狀態是指人體當前的特徵，如心情、皮膚電位活動、脈搏、血氧飽和度等；表現是指人體表現的行為，分為心理與物理的表現等等。
[3]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傑出代表人物之一（1743－1794），同時也是數學家和哲學家，1782年當選法蘭西科學院院士。
[4]在台灣通常翻成“分流化”，我在此翻為“出岔”，以彰顯此概念還帶有的危機概念。
[5]英國小兒科醫師與精神分析家(1896—1971)，客體關係理論大師。
[6]前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
[7]貝塔郎菲（1901－1972），奧地利生物學家，一般系統論創始人。
[8]德國哲學家、路德派神學家與詩人(1744-1803)，影響了「狂飆時代」和浪漫主義文學。
[9]Siri（Speech
Interpretation and Recognition Interface）是一款內建在蘋果iOS系統中的人工智慧助理軟體。
[10]民族陣線創始人讓-馬里·勒朋最小的女兒，1986年加入民族陣線。2003年至2011年，擔任民族陣線副領袖，2004年成為歐洲議會議員。2011年起，擔任民族陣線領袖，並參選2012年法國總統選舉與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掀起法國民族極右派的風潮。
[11]現已上市，正式書名Bifurquer: Il n'y a pas d'alternative (出岔:沒有替選方案)，法文本。
[12]賈克柏，猶太裔法國生物學家，他與賈克·莫諾發現了酶在原核生物轉錄作用調控中的角色，也就是後來所知的乳糖操縱組。他們倆與安德列·利沃夫共同獲得196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賈克柏後來與雪梨·布倫納提出核糖體進行轉譯時的運作方式，並由後來的實驗得到證實。1996年，賈克柏成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13]數位人文學是電腦運算或資訊科技與人文學的交叉學科，可被定義為以合作、跨學科與電腦運算等新方法來進行人文學的研究、教學、出版等學術工作，是將數位工具與方法帶進人文學。
[14]英文原著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中譯本《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15]機構性的培訓與研究學習中心（Centre d'étude,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簡稱CERFI）
[16]Robert Wyatt，60-70年代英國前衛搖滾歌手及鼓手，出身於「坎特柏里之聲」(Canterbury Scene or Canterbury Sound)一個泛稱的分類，代表當時英國肯特郡坎特柏里興起的前衛搖滾音樂家們。Robert Wyatt擔任樂團Soft Machine 多樂器演奏。
[17]爵士音樂史上薩克斯風傳奇樂手。
[18]Dudu Pukwana，薩克斯風手，跟同樣來自南非的鼓手Louis Moholo、小號兼長笛手Mongezi在英國倫敦地區組成爵士前衛搖滾樂團，音樂帶有非洲節奏，融合爵士、迷幻、龐克與前衛搖滾等元素。
[19]LSD，麥角酸酰二乙胺，一種強烈的致幻劑，流行於上世紀60年代嬉皮、搖滾等流行音樂界。
[20]關於「類因果性」， 我們大可在史提葛利茲的大量著作中讀到觀念精深的闡述，但2014年有一篇訪談« Le
défaut qu’il faut »的談法更能扣緊此文脈絡，說理通俗，意蘊深長，他說：「類因（quasi-cause）形成某個事物在傷害我、削弱我，而這件事對我是一個意外，貶低了我。然而，我有能力將意外轉變成一種力量。我把這個叫做：該有的缺失(le défaut qu'il faut)。這是某個東西把我帶入缺失之中，而我要從中形成該有的，由此變成一種必要性，藉此來建構自我。我在監獄近五年期間是這麼做。只有一個解決辦法，我所沒有的在於自由，是自由的被剝奪，我必須從中形成該有的，形成我所要做的」。史提葛利茲說，這是他出獄三十年來的心得，並體現在他的哲學工作上，他曾憂鬱過，想投入塞納河自殺，但這不值得，這是尊嚴的問題，因為必須跟這個世界面對面…
參見https://inferno-magazine.com/2014/03/27/le-defaut-quil-faut-une-rencontre-avec-bernard-stiegler/
